後來的709人們—「不是我們要成為人權律師,人權律師都是應運而生。」 - 明周文化

後來的709人們—「不是我們要成為人權律師,人權律師都是應運而生。」

    攝影: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709人們》圖片

17 May 2018

影片《709人們》的開篇,人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和同是人權律師之妻的王峭嶺聚在一起。整個影片中,王峭嶺顯得直爽而樂觀,她與李文足相識於同來找老公的看守所外,後來兩人又結伴去律師協會,一起發起「紅桶行動」,儘管行動開始十分鐘就被警察包圍了。

wongli王峭嶺和人權律師江天勇

丈夫李和平去年5月被釋放後,王峭嶺成了李文足的後援團,今年4月,她們組成「徒步尋夫團」計劃去天津尋找李文足失蹤的丈夫王全璋。5月初,他們又一起到位於北京石景山的最高檢察院進行第29次控告。

2015年7月9日凌晨,從律師王宇一家被抓開始,百位內地律師、民間維權人士及他們的親屬相繼「被失蹤」、「被逮捕」、傳喚、約談,這次事件被稱為「709維權律師大抓捕」。2016年,709一週年之際,香港導演盧敬華和資深媒體人江瓊珠採訪了多位709事件中被強迫失蹤的律師家屬、律師的代理律師和得到過被抓律師幫助、並支持過雨傘運動的北京維權人士,拍成了影片《709人們》。如今,那場夢魘過去近三年,影片上映也一年有餘,片中很多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何為人權律師?

「不是我們要成為人權律師,人權律師都是應運而生。」《709人們》中,律師江天勇如是說。

人權律師(Human Rights Lawyers),也稱維權律師(Rights-Defense Lawyers),在中國,與此有關的從業者包括,以行政及法律訴訟來維護公民公共利益、憲法及公民權利的法律職業者、法律學者或法律行動者。改革開放後,隨着依法治國的提出和法律意識的增強,儘管中國律師人數不斷增加,但由於可能會受到刁難及收入原因,維權律師的數量仍然很少。這其中不少人原本代理商業或其他案件,因在從業過程中被某些事件觸動後成為人權律師。

709最先被抓捕的律師王宇原是一位商務律師,2008年5月在天津西站候車室與4名鐵路工作人員發生爭執,被3名鐵路警察毆打。王宇逐級投訴,但她不僅沒有得到正義的伸張,反在2010年9月二審終審判決時,以過失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這件事對她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她由一名商務律師轉為人權律師,奔波在為弱勢群體維權的路上。

律師唐吉田原本是「體制內」的一員,1992年從東北師範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教師,後調入延邊州檢察院從事刑事訴訟工作。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後,唐吉田於2005年辭去公職,開始為土地被非法征用、強制拆遷的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等代理案件,幫他們維權。《709人們》中,唐吉田也介紹了自己因推動北京市律師協會直選工作,而被宣佈為非法,並被說他顛覆國家的經歷。

從事商業案件的律師謝陽,妻子曾是湖南大學教授,兩人本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而他走上維權律師之路竟是因為一次打賭。胡林政和謝陽曾在某次案件中交過手,不打不相識的兩人在案件結束后的交流特別投緣。胡林政在《709人們》中描述了謝陽去探望陳光誠的經過:當時謝陽的老闆也很關心社會事件,聊到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因揭露政府非法強制墮胎而被軟禁家中時,便說如果誰敢去陳家探望並在門口拍照就給兩萬,若是和陳本人合照就給五萬。謝陽大着膽子去,鼻青臉腫地回,親身驗證了「誰去看看就會被打」的傳言。

%e7%b4%85%e6%a1%b6%e8%a1%8c%e5%8b%95-%e6%9d%8e%e6%96%87%e8%b6%b3%e7%8e%8b%e5%b3%ad%e5%b6%ba%e7%ad%89人權律師家屬李文足(左二)、王峭嶺(右一)等人發起紅桶行動。

由於人權律師所代理的案件、支持的群體常具有敏感性,如以上幾位律師都曾涉及法輪功學員案、強拆受害者案等,因此對人權律師的打壓並不是「709事件」時才出現。早在2011年,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在專題報告中指出中國對人權律師的鎮壓,並列出39宗案例。2013年,中國維權律師唐吉田、江天勇等發起中國人權律師團。而在709風暴裡,被席捲的法律相關人員超過300人。

「失蹤」背後

人權律師失蹤後,幾乎無一例外都被爆出遭受了酷刑、身心折磨及以此相逼的認罪要求。其實,早在李文足的丈夫王全璋還能正常履行律師職責的時候,不正常的毆打就常常襲向他。在一次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過程中,王全璋甚至挨了法警上百個耳光;而更多時候,妻子李文足都是在家收拾屋子、翻出丈夫藏起來的診斷書和透視片時,才得知他開庭時被打的經歷。

隨著失蹤而來的是兩個有代表性的名詞,一個是「指定居所監視住處」 (RSDL),一個是「熬鷹」。儘管在立法和法條中,「指定居所」只能作為監視場所,而不能用作詢問和羈押場所,但事實並非如此,甚至更為嚴密。陳光誠在《盲眼律師》一書中,將自己所在的村子,「過去一度被稱為是家的地方」,稱為是座「私人監獄」,而在他要被釋放前不久,一名典獄官親口對他說:「你回到家的狀況還不比在監獄好。」

「熬鷹」是在指定居所監視住處後採用的刑訊方式之一。「熬鷹」本是一種訓練獵鷹的方法,獵人要將捕獲的鷹為己所用,就要消磨掉鷹原本桀驁不馴的野性,其中以不讓鷹睡覺從而消磨其意志,完全聽命于主人的方法便被稱作「熬鷹」。這樣的詞也同時出現在了謝陽代理律師陳建剛去年的《會見謝陽筆錄》中,在這份記錄中,「熬鷹」被用來形容幾乎24小時的輪班審訊、恐嚇、辱罵、控制飲食和暴力。

面對親人失蹤,709家屬們一開始都感到出乎意料,採取配合官方要求的態度,而隨著失蹤時間越來越長、酷刑被爆出以及家屬本人被監視、騷擾和限制出境等,家屬們開始以各種形式要求得知自己親人的下落。2016年10月,32位709案家屬聯名致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糾正錯案、公正對待被捕親屬,然而在內地的網絡世界裏,這是一次「看不見的」行動,因為在內地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中網民並搜不到與之有關的信息。

%e4%bd%99%e6%96%87%e7%94%9f%e5%be%8b%e5%b8%88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在2018年4月19日被徐州市檢察院批捕。

維穩名義之下,除了司法職權的濫用,還有每年增加的維穩支出。每到全國性會議或敏感的日子,709家屬遭遇的可能是更嚴密的監控、轉移住處或者被旅遊,這些也幾乎是對付每一個維權者常用的手段。今年公佈的公共安全支出預算,即「維穩經費」,達到1991.1億元人民幣,年增5.5%。甚至有保安公司明碼標價,如控制一名訪民的價格、市內護送或長途火車護送的價格,更有武漢訪民表示在這背後幾乎形成了一條產業鏈。

在709大抓捕已經過去將近三年的時間裏,很多受訪者的生活已不再像受訪時那麼自由,或留在親人身邊了。

片中受訪者,江天勇律師於2017年11月,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2年監禁。709前,他曾提醒過後來被消失的李和平要注意安全,儘管當時李和平並沒有聽其告誡。

上月初,在王全璋消失1000天之際,李文足的「徒步尋夫團」從北京出發,以徒步的方式計劃行至天津第二中級法院抗議。然而,在徒步隊伍不斷有人加入的第7天,李文足一行剛進入天津便被國保阻撓,強行送回家並佈控多人監視。4月11日,李文足家樓下聚集了四五十人,對其及前來探望的朋友辱罵、推搡,於是便有了後來Facebook上盛傳的視頻。視頻中,被軟禁在家的李文足在窗口據理力爭、毫無退縮,表示自己的丈夫是為需要的人維權,自己尋找毫無下落的丈夫是理所應當。

現在,不僅王全璋毫無下落,代理他案子的律師余文生也在2018年4月19日被徐州市檢察院批捕。此前一日,警察曾交給余文生妻子一份余文生寫的解除辯護律師聲明,但其妻許艷同時也公佈了余文生在自由狀態時的聲明,表示他在失去自由狀態下的聲明都不是其本意。

709另一位家屬,律師謝陽的妻子陳桂秋,因小女兒是夫婦二人在美期間所生、具有美國國籍並考慮現實情況,已於2017年與兩個女兒一同抵美開始新的生活。面對近日不斷有709律師被吊銷或擬吊銷律師執照,在美國的陳桂秋也毫不猶豫站出來捍衛丈夫。

5月4日《709人們》碧波押映後,導演盧敬華表示面對孩子入學三番五次遭到拒絕、房東拒租和強迫遷居的情況下,大多數遠走國外的709家屬其實都是迫於無奈。他同時表示,關於709人們的下集已經拍攝完成,此次他們遠赴美國走訪已離開中國的家屬,記錄了他們現在的生活,影片將於今年7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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