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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談自殺】初探學童自殺 老師與社工的聲音:自殺不止是一個數字

撰文: 李雨夢、許莉霞     攝影: 關震海、趙斌禧

25 Jan 2018

teacher01小麗民主教室:進步教師同盟馮世權(左)X社總總幹事許麗明(右)周日談教育的單一與駐校輔導服務的匱乏。

踏入 2018 年短短四星期,已有最少 4 位學生輕生。社會應如何理解這一代年輕人的危機?上周日 (22日)小麗民主教室就「處於危機的一代」的題目,請來教育界的馮世權與社福界的許麗明與大家分享。當中我們發現,香港奉行單一的審核制度,令學生成長路上透不過氣,加上家庭的結構比上一代更複雜,學生面對學業、家庭與出路的問題都需要輔導。而駐校的輔導服務與駐校社工嚴重匱乏,無處疏導學生的情緒。學童輕生,其實並不止是「呢一代唔夠硬淨」,是整個社會一環扣一環的制度問題。

馮:進步教師同盟馮世權

許:社總總幹事許麗明

審視「一 試定生死」的制度

馮:我們一定要承認一個問題,現在的社會很複雜,學童的壓力是非常大。老一輩常常都會說:下一代的抗弱力不足,他們未見過世面,豐衣足食,為甚麼會說自己很大壓力呢?我覺得首先要打破這一個想法,我接觸學生時,會覺得他們的壓力是非常大。

先說教育制度,現在是「一試定生死」的教育制度,全港的中學生都要考DSE,你看教育局的調查會見到,每年考DSE的學生所謂跳船,不去考的學生愈來愈多,現在單一的考試制度會令他們覺得很沒出路。

廿年前,可能有同學在中三時就發覺自己不太適合,可能就會出去做學徒或讀職業訓練,中五時如果發覺將來不進大學,可能就會找第二個出路。現在好像完善了教育制度,有十二年的免費教育,由小學去到中六,反過來好像是綑綁了,我們的學生全都要追趕,所有學生都要從中一去到中六,考DSE就是望住大學,但最慘是大學學位沒有提升,我們推了十多二十萬的學童去考試,實際上沒有那麼多大學學位,然後就要他們去讀副學士、基礎文憑。(註:2017年DSE報考人數61,669人,較上年度減9.5%,少6500人報考)

製造「失敗者」

我有些學生,成續不是太好,從中一到中六,然後畢業,成績不好,怎麼辦?就要去讀Foundation,讀完兩年再讀副學士,好彩的可以直接跳到top up degree,有些不行的可能要再讀,在五、六年的大專生涯裡,便要負擔十幾廿萬的學費,對於學童來說,當我們收窄他們的出路時,他們面對著很多壓力,但因為單一的升學出路,令到他在學校及家庭裡面備受壓力,

所以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嚴重的教育問題,一定是教育制度裡面太過單一化,沒有讓學童有分流的可能性,所以全部人都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讀不到大學就不OK。

我接觸的學生很多都是讀文化藝術,來到我們學校讀書,開頭都會覺得沒有自信,因為在主流裡,你讀文化藝術,不是成績好的學生,很快就會被人標籤為「唔OK」,這個製造出來的標籤會令到學童有很大壓力,以前的教育制度是相對輕鬆,我的老師會覺得,你讀不成書,找一門手藝去做便可以。但現在不是,就算你讀不成書,也不能就只是找一門手藝,你要去讀course,IVE、VTC之類,政府不斷主導所謂的資源增值,所有東西都等同學歷與文憑,會令到學生覺得,無論做甚麼事情都好,都要成績好。

成績成為了青少年時期最大的壓力,那個壓力導致了很多不同情況的出現,例如我見家長的時候,家長看成績表時,不會看文化藝術、設計的表現是如何,會先看中、英、數、通合不合格,不合格就會問老師有沒有方法,也是想學生讀大學,在香港也是要DSE成績好才能讀到,教育制度會連帶家庭也面對很大壓力,也會令到一環扣一環製造了學童最主要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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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夢想是OK的

我們的社會好想下一代懂得競爭,我讀書的年代,讀書便是乖乖去讀書,老師或家庭會包攬了一切,但現在卻覺得,十多歲不懂得自理自己、不懂得尋找自己的出路、不懂得告訴別人有沒有夢想,沒有夢想好像不是太OK,好像係唔係都要告訴別人你是有夢想的,或將來對於自己的職業或出路有個方向。

我也是二十歲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二十歲之前不知道也很正常,面對了世面,認識了多些朋友,脫離了中學或家庭的圈子才找到自己,但現在是在教育制度裡面加了給學生,教育局有「其他學習經歷」,看似很好,參加課外活動做義工、學表演、學拍片,教育局都會替你紀錄了學習時數,但要記錄,便代表要跟別人爭,只有十個小時不OK,要有20小時。整個教育制度有競爭性,我們下一代無時無刻都要同人爭,成績要爭,參加唔同既活動要爭,去報course要爭,所有唔同關於小朋友的功課、才能都要競爭,是不是樣樣野都要比賽,我們先見得到小朋友的能力呢?很多不同形式的教育框架導致他們需要競爭,爭下爭下就會很容易覺得自己是失敗者,總會有一些人,跳舞又不是最好,成績又不是最好﹐唱歌或做義工服務又是一般,以前不會理會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都很開心,但現在在中間的就會很擔心,如果要跟別人爭大學,Profolio不夠好,使唔使同老師去爭取一個職位?這一代好像連中庸之道都沒有了,總是要有一樣野是得的,不可以有東西是「唔得」的。

事事考核衡量 讓誰有安全感?

一個年輕人,正常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甚麼,但老師或家人卻覺得你要找些事來做,現在整個社會的出路都很窄很單一,所以他要去學多些東西、拿多些經驗,某程度是拿回一種安全感。我有些做老師的朋友,看見學生的成績是很難去考DSE,你知道他是不適合升學的那一條路,但有甚麼出路給他呢?我們的教育局好像令到我們所有學生的經驗都要被衡量,就令到老師沒有彈性去讓學生有多元發展。在單一裡面大家又想學生有多點安全感,好像塞了很多東西給他。

當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塞給下一代,而不是他們自發而喜歡,是會有壓力的。

比預期複雜的家庭結構

另一方面,家庭是現在很大的壓力。現在家庭的結構很複雜,我的那個年代,身邊的朋友都有父母存在,有爺爺婆婆一個家庭,但我現在的學生很多時候父母都離了婚,試過教一個廿多人的班,有八成以上都來自單親家庭,來自單親家庭不是最複雜,最複雜是單親家庭但父母再婚,要跟不認識的異性,或只是認識了幾年就要一起居住的兄弟姐妹,整個家庭可能有四、五個人,大家沒有甚麼血緣關係,青少年是最反叛的時期,但他就要困住在家裡面和不認識的人相處,他們如何面對離婚、與陌生人成為家人,這一種狀態是非常沉重,通常沒有甚麼人會理會他們,因為父母辦離婚已經很複雜,沒有時間理會小朋友。所以一開始他們說如何跟家人相處,是不太願意去講的。就是把自己關起來打機,online game裡才有他的朋友。在家裡沒有人跟他們有共同語言。父母可能一日要返兩、三份part -time,連吃一頓飯的時間都沒有,家裡的兄弟姐妹可能完全沒有相處過,整個家裡沒有人跟他有connection,所以便選擇封閉自己,不跟家人相處,有時不跟家人相處便成為了最保護的狀態,因為真正相處便是吵架。

所以我在輔導時,以前都可以說,一家人有血緣關係,唔啱傾到啱,但現在我不敢說這一句,不是一家人來的,只能跟他說,忍到便忍,忍不到便回來學校,我陪你,你來圖書館看書。所以家庭的network在現在的世代是塞住了。

同學輕生之後

在我的學校裡面,有同學輕生,這件事的發生是一個過程,一個輕生事件不是突然間發生,在事件發生前其實有些跡象會見到,在社交媒體可能交低很重要的東西,甚至令你覺得是想交低身後事。在我的經驗裡,他(學生)用了在天台跳下去的方法,在過程中他是跟不同同學有連繫,所以發生事情後,整間學校認識他的同學都很震驚,立刻想找到他在哪裡。我沒有直接教他,他的好朋友是我的學生,我們就不斷去找他,花了幾個小時去找,找不到,然後報警。到最後找到,去到現場時,他就跳了下來。

平時看電影,可能看到好多生離死別,但當你認識的人在你身邊生離死別,人是會立刻停了下來,停了之後。身為老師,我們是要不斷去找不同的同學,看他怎樣,都有指引的,當一個輕生的事件發生,周遭跟他有關係的同學都是需要去照顧的一羣人,

一個人離開可能會有不同情緒發生,最簡單的情緒可能是傷心,亦都可能是沒有情緒,亦可能很憤怒,嬲為甚麼這件事情會發生,包括我和同事都會嬲自己,會想:如果某年某月某日做多少少,我去了解他,會不會好點呢?

或者如果早點找到他在哪裡,會不會好點呢?人是有情感的生物,當這些情感出現時,其實是一個氛圍,老師和同學都受到這樣的氛圍影響,很沉重,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去處理到,那個情況下,已經沒有分層級,我們有一日半的時間沒有上學,讓整間學校一起去沉澱事情,在學校做一些簡單的悼念儀式,將我們的情感釋放。幸好學校可以較快去take action,我們去一對一找學生傾、老師圍埋自己傾,所謂方法都是很人性化,就是陪伴、大家傾下計,甚至不上課,就是在房間裡面靜靜地聽音樂,去度過那些時間。在過程裡要照顧很多不同同學,即時有情感出現,但情感的出現不是一剎那,可能last好耐,尤其是即時沒有情感的同學,因為他可能壓抑了,在不同的counselling或sharing,我們花了大概一、兩個星期才settle了整件事,可以慢慢正常上返堂。但事件可能仍然在同學心目中的。事件是前年發生的,去年的同一個日子,我們也有帶有興趣的同學到那個同學的墳前追思,我猜我們每年都會這樣做。

說這件事,是想讓大家感受當一個學童自殺,並不是只有我們在報章上看到的數字,很多很多在發生,但身為教育工作者,身為他們的老師,身為一個人,我覺得年輕人的輕生,一個都不可以有,一個都不應該有。我們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輕鬆及愉快地學習,遇到不同的問題應該有大人可以陪伴他們,未必是要解決問題,希望大家可以明白,過程是很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經過得到。

教育要學抖氣 宜減不直加

我們的教育制度應該要鬆綁,應該要減輕,老師也不應該用很多方法去證明自己的學生是得,他「得唔得」將來就會見得到,考最尾也可以是好好的,但我們好想快點證明他當下是OK,學業不行有其他是OK。老師應該少些行政工作,多些時間陪伴學生,學生不應花這麼多時間去證明自己不同的表現,紀錄這麼多的學習過程、時數、文憑。他應該要有空間去發掘自己的才能,好老土,但我覺得現在沒有人講,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就是這樣,社會就是這樣,不需要全世界都去讀書,但現在沒有degree好大獲,拿到degree搵唔到工又好大獲,買不到樓又「好大鑊」,好像每一個階段都要去證明自己有能力,你才是在這個社會上存活得好的人。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已經有價值,社會應該去重視。

近年社會關注學童自殺,年初突如其來發生一連串的虐兒事件,今日學校的駐校社工與輔導服務是否完善?足以應付學童的情緒與家庭問題?小麗民主教室當日請來曾任老師的社總總幹事許麗明,以社工角度檢視在校的輔導服務。

 

laiming02社總總幹事 許麗明

許: 我第一次進學校去教學時我中五時,是否很奇怪?讀中五為何可以到學校教學,我教幼稚園,當時是八十年代;但到現在2018年,我想跟大家說幼稚園還未是義務教育,即是說你現在常聽到的一個狀況,現在要30日不上學,才去呈報上教育局,原因是不會再給資助額,或這小朋友就算有學券也好,它也不會再給資助。幼稚園現行的制度和中學小學比較,是沒有義務教育,即是不一定要去上學。這是很重要,1990年左右,我用中五學生身分走進幼稚園教學,足足教了一年。為何我走進去教?因為我重讀中五,我想讓自己可以好好靜心讀書,就朝早教幼稚園,晚上就讀夜校,終於就成功。

其實小學和幼稚園去到今時今日,小學是走回頭路,你會看見小學是多了直資學校。直資學校是要多給些錢,要交學校,雖然政府是有監管,不可以收多過某個金額。但這個數字我現在未能給大家,但稍後可再說。我現在說的狀況是,你看見幼稚園是義務教育,到今天不是。

小學,我們再說回駐校社工。其實小學是沒有駐校社工。我以往在小學私校裏教學時,一個月只有兩次見過那位教育局派來的社工。因此,就感謝他了,因為這樣子我就要獨個兒做全部輔導。我自己去讀了輔導,學全部相關的東西。現時香港小學正在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制度。這個制度,是撥了錢及資助,讓學校請一個學生輔導人員。2002年至2003年,它推行聘請學生輔導人員,但它要求人員有專業資格。那何謂專業資格?其實香港是沒有輔導員這專業資格去註冊,但可以讀這學位。如果他有輔導學位,就算是有專業資格,亦可以邀請教育或臨床心理學家,但其實是請不了這些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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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是註冊社工,但他的薪金現在是一萬尾左右,如果在2014年時,我記得大概最高是一萬六千元左右,平均是大概一萬二至一萬三。我想說如果想請一個駐校社工到學校,學校裏面有很複雜的家庭問題要面對。如果請一個薪金相對低,而這個駐冊社工可以用同樣身分找一個薪金較高的工作,因為他要養家。他母親可能會說:「你讀了這麼多年,我給了你這麼多錢,你是否一定要在學校工作,收取這麼少的薪金?我也想你給家用我。」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是有小朋友,而他自己也要生活。這狀況是學校裏要有一個有能力,可以支援整間學校。整間學校有多少人?少人的也有600、700人,再少也有幾百,不會少到有100、200人,一個學生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根據剛才說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制度下,請的學生輔導人員是需要匯報學校所做的個案數字。

校園情緒個案上升

2011年至2012年,全港有2240宗學生心理及情緒出現困難的個案。要解釋清楚是展開個案的是一定有需要,真的需要做一些正式心理輔導,要有報告要交,甚至需要正式去看醫生。我剛才說2012年有2240宗個案,只是在說心理及情緒上的輔導。2015年至2016年,個案提升至2945宗,而全港包括其他學習上的困難、家長問題及各樣事情,在2015年至2016年,只是說小學生也有7000多宗。這些展開了的個案,其實是很嚴重,真的需要開展個案,但他身邊的同學會否也受他影響,小學到中學都在做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有很多類別,例如我們有時會笑人自閉,自閉是融合教育,也有好幾種,有些是單單不會跟人相處。

其實我以往做的這麼多學校,無論是教學還是做中小學的駐校社工,每一級也只少有一個在社交上有困難的學生。我也試過在小學遇見有這個問題的小朋友,他派簿時會把練習簿散到地上,讓同學自己過來撿。其他同學及家長會有什麼感覺?這些學生在學校裏,我們就叫做融合教育,要互相包容。我處理過有家長目睹自己的兒子的頭被人打至流血,那同學看完醫生後,還要見心理學家。政府在制度上,有多愛惜及照顧我們的小孩?未必要說到要出錢增設配套,最卑微的要求只是聘請有能力的社工,到學校去支援老師。

教師與社工是不同的專業

每一所學校裏,有時是校長自己去決定請一個學生輔導人員進學校做駐校社工。校長專注管理老師,但社工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專業,一間辦學團體請了一個註冊社工進去學校工作,去支援這間學校時,誰去做督導?我們有個比喻是一個很出色的律師是不可以督導一個醫生,兩者也很出色,但工作經驗、訓練及培訓完全不相關。我曾經在小學裏頭做一個駐校社工,即是學生輔導人員,因為小學是沒有駐校社工。那校長好好,他知道不可以用教育角度徹底支援或督導我,所以我能做的是找我自己的同學及老師,用回我個人的網絡去尋求支援。

我可以分享一個個案,曾經有一次我有學生走開了,不知去了那裏,不上課。因為他已經是六年級,很容易可以自己走開了。他爸爸打電話來說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就跟校長說不如我們去找當區的外展社工去幫我們找這個學生。校長原本是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做,我馬上打給家長取得他的同意,取得學生的照片及得悉他當時是穿什麼衣服。還有一件事,我是要知道有日間的外展服務,第二我真的要認識那些外展服務的負責人,就算我認識當區,我也要認識其他人是認識當區那負責人的。

我今天是代表社總(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我們從2008年已經開始爭取有一個駐校社工,加一個輔導教師去支援,我們稱之為「一加一」,在小學裏支援整個學校的人。但2008年到今天2018年,也還未得到任何回應。

價低者得的駐校輔導服務

錢不是沒有,每年也在撥一筆錢,而那些錢是浮動的。最不開心的事是,我剛才說是學校請我進去,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投標,校長或辦學團體就說:「我們現在想要一個輔導人員進到學校做駐校社工的角色,你們就來投標吧。」最基本準則是價低者得。機構是在說:如果這社工要低些人工,我就請你及招你進來。」

現在是有傾向做得更好,那為何一定要三年投一次標?而每一次也計價低者得,所以就出現以下奇怪現象。那機構老闆要和在A學校做的社工說:「我們現在又要投標,我要寫你的薪金?加不加好?加就投不了。不加就有機會。」那同事說沒理由不加,因為他過不了自己,也跟家人交代不了。最後加了,就投不到。而另一個故事是,有同事在機構做,因為(校方)買服務而進入一間小學做,校長跟那同事說︰「又要再投標了,三年了。你們有機會投不到,不如我請你,你就不要跟那機構了,我們私下請你。」同事沒有辦法,因為在那學校照顧了那班小朋友只少三年﹐他最後脫離了機構,在學校做學生輔導人員。制度上有多支援我們去幫那些小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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