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推理】謀殺與創造之時 香港推理小說家群像 - 明周文化

【香港有推理】謀殺與創造之時 香港推理小說家群像

撰文: 匡翹     攝影: 劉玉梅、梁俊棋(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02 Au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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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說應該是智能遊戲還是走進社會的黑暗面?這就是本格派與社會派的分野。

 

「漢密特與錢德勒(當然在此還可加上其他人的名字)都是優秀作家,也都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受評論家認真看待,但他們終究不是托爾斯泰或艾略特,而且也不應一視同仁。」某些推理小說迷看到這番言論可能大動肝火,但此番話畢竟出自推理小說評論界第一把交椅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卻讓人不得不思考推理小說是否文學這回事。與此同時,可能又有一班推理小說迷甚至是作家,他們根本不關心文學與否,對他們來說,推理小說可能不過是一種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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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格派與社會派

香港的推理小說潮流,多承沿日本的推理小說發展。而其實推理小說這名詞本身就來自日本,起初日本是用「偵探小說」來稱呼廣義的推理小說,又到了1940年代,由木木高太郎提出了推理小說這分類,專指具備推理元素的小說。後來,甲賀三郎又將強調純粹邏輯推演的推理小說定為「本格派」,即正宗的意思;而專注異常心理與犯罪現象的則稱之為「變格派」。後來,又演變出以反映社會現象的推理小說,以松本清張等人為代表,一般稱為「社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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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基,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畢業,是近年香港代表的推理小說作家。

在香港,推理小說可算是較小眾的類型文學,但其實仍有香港作家正在開拓這巿場,作品甚至售出電影版權。在詭計與設定,本格與社會派之間,來讓我們走進香港推理小說的大門。

要數香港推理小說的主要人物,必然會提到陳浩基。2011年時以《遺忘.刑警》榮獲第二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作品《13.67》售出十二個國家的版權,電影版權被王家衛買下,同時獲得2017年度日本「週刊文春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及「本格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兩大推理排行榜冠軍。出道快十年,問到陳浩基是否覺得現在是寫作生涯一個較順暢的時期,他卻笑問是指經濟上還是創作上,「老實說,早幾年反而是創作更為順暢的時期,那時沒有太多的旁騖,可以讓我專注寫作,但例如到了寫《網內人》到一半時,英國版《13.67》的編輯希望我作校對,那就花了我好些時間,完成後我又要再翻看《網內人》寫好的部分,才能重拾寫作的節奏。」

像在2018年香港書展期間,他的《13.67》推出了香港修訂版,一連串的訪問與活動,又打斷了他的寫作節奏,「我是那種一寫順了就停不下來的作家,我不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就只寫一段時間,其餘時間可做別的事情。」於是寫長篇對他來說其實是困難的事情。「在寫《13.67》時,我原來打算寫完這長篇,就要寫短篇賺賺錢,但怎知道這部作品如此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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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13.67》,已經售出了十二國的版權,陳浩基已經以推理小說家身份在國際站穩陣腳。

貼近日本文化

《13.67》的第一章,原來只是陳浩基參加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一個內部比賽的作品,然而因為超出了字數限制,才留為己用發展成長篇作品。陳浩基是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的海外會員,這點又看到了香港推理小說與台灣的關係,因為香港沒有推理小說專屬的獎項,香港推理小說作家往往會參加台灣的比賽,例如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或是由日本大師島田莊司發起的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陳浩基兩個獎項都曾獲獎,而當年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得獎的回報之一,就是作品可被翻譯成日語,那也是陳浩基進軍日本的契機之一。

「香港的推理小說文化,其實受日本影響很深。除了看改編成日劇的作品外,台灣在無視版權的年代大量翻譯日本作品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香港與日本的文化比較相近。例如香港作家寫美國盛行的冷硬派作品,你也許會覺得格格不入。」

陳浩基自己的作品,比較偏向本格派,但也有社會派的特色。「對我來說,我寫作的重心是事件本身。事件的佈局如何,詭計如何安排等等。我覺得推理小說必定是以事件為核心的。當然,有時我也會花多了時間在人物描寫上,例如《網內人》,但那也是因為事件本身需要更多的人物描寫。」而就算如《13.67》,多宗案件發生在香港歷史中關鍵的年份,但那些歷史也只是被側寫進事件之中,「關於文學性,我其實沒有想太多的。我的寫作動機,從來就是娛樂。推理小說就是要有娛樂性,要讓人感到意外。而事實上,作品是否有文學性,那其實不到我去說的。」

他以《唐吉訶德》、《西遊記》等曾經的通俗作品為例,「往往要等時代過了,你才會知道作品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唐吉訶德》推出時,其實是與當時盛極一時的騎士文學對着幹,因為當時已經不是騎士年代了,但人們仍讀着過時的騎士文學,《唐吉訶德》就像是惡搞作品般出現,但推出後卻幾乎滅了騎士文學了。它是流行作品,人們閱讀是為了娛樂的,但多年後它就成了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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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基與英國推理小說作家Ian Rankin

流行文學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但如果推理小說放棄了娛樂,那可能就什麼都不是了,「娛樂不一定是看完哈哈笑的,那也可以如湊佳苖的《告白》般,讓人讀後不舒暢的。那些也可以是娛樂。」

在娛樂的前提下,陳浩基的出現,好像象徵香港推理小說有了新希望,「我在日本上榜時,日本那邊也有聲音說華文甚至香港推理小說是否興起呢?我當然也希望如此,但其實推理小說在香港未有生根,那大概因為推理小說盛行的國家,其中一個要求就要是個知識型的社會。」

縱然如此,陳浩基仍希望繼續當一名推理小說家,「與王家衛開會初期,他有問過我是否想當編劇,而我不太想做。香港好的編劇也多的是,你要數推理小說家卻沒多少個。我希望寫好自己的推理故事。」陳浩基說。

香港的本格與社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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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善與陳浩基同樣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

香港的推理小說當然不只陳浩基,在近年香港其實出現不少推理小說作家,不只屢屢獲獎,而且甚至有作品將會改編成電影。如文善的作品《逆向誘拐》,作者將她的會計專業知識放到推理解謎中,便是一例。文善1995年便移居加拿大,開筆比陳浩基更早,《逆向誘拐》則比陳浩基晚一屆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及後更推出了日文版。

在華語推理界,島田莊司大有名氣,除了因為他本身的小說創作,以他命名的推理小說創作獎亦是原因。一般文類,鮮少有作家會以自己名義在海外設立獎項,島田莊司此舉,其實有不同的因素。其一是推理小說是一種傾向有規範的文類,由早期Ronald Knox提出的「偵探小說十誡」,到島田莊司提出的「廿一世紀本格宣言」等,處處可見此文類規範化的特質。而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的參賽作品,更需要符合島田莊司對本格的定義,可知一二。

伸引開來,又可見島田莊司的意圖──通過在華語地區的獎項,培養出一班海外的認同他理念的生力軍,為日本日漸疲弱的本格派──當然是以島田莊司的定義──加添新血。

從這裏可以看到香港推理小說家其實甚受日本本格派影響,島田莊司為日本本格派的大師,來到台灣這華文地區,其實是想培養出一班對推理小說與他有共同理念的作家。「當年《逆向誘拐》日本版是由文藝春秋出版,剛好其時陳浩基的作品也推出了,他的作品當然是焦點,但我的放在旁邊,感覺上好像有華文推理小說在日本興起的感覺呢。」文善笑說。就如許多香港人般,她接觸推理是因為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後來才知道,有許多其中的詭計,其實都來自經典的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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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田莊司在台灣舉辦推理小說獎,目的之一是推廣他定義中的本格派推理。

更寬廣的推理

文善因為曾獲得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現在是協會少數的海外會員之一,而今屆她也有參與獎項的初審工作。而今年如果幸運的話,香港會再多一位會員,因為香港新進推理小說家冒業,以《古典力學的象徵謀殺》入圍了決選。「台灣推理作家協會這獎項,比賽其實也愈來愈多元化,其實將推理的定義看得比較寬。」文善說。

其實由20、30年代起日本出現推理小說,到60年代本格式微,及後80年代新本格歸來,這些都是愛好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應該熟悉的歷史,「因為幾乎在每一本翻譯的導讀上,也會再說一次這歷史!」冒業笑說。但這也反映了推理小說除了有許多規矩外,一直以來也不斷更新定義。讀者永遠追求合理的意外感,這歷史埋積下來的變化過程,其實是給予作家極大的挑戰。

例如冒業的作品,其實是挑戰了讀者的想像,因為「受害人」是一顆蘋果。「在房間之內,有蘋果摔破了,但證據顯示那蘋果是從看似不可能的高度摔破的。」冒業如此形容自己的參賽作品,「那其實都是新本格的作品,雖然沒有殺人,但其實是運用了物理知識去設定出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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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業早前前往台灣參加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微文獎的頒獎禮,其作品入圍決選,最終雖然未能奪得首獎,但也為香港推理小說爭取更多關注。

小說存在價值

冒業指出,島田莊司在《21世紀本格宣言》中,認為新本格的未來發展應該糅合電腦、網絡、醫學、大腦研究等新科技元素,「新本格另一特色,是閱讀時的爽快體驗。以小說為載體,新本格其實保留了許多叙述上的特色,例如是叙述式詭計,即以文字叙述去誤導讀者。」

自言不太關心推理小說的文學性,冒業關注的反而是小說的特色,「影視化其實會限制推理的空間,如東野圭吾的作品,許多本身就是為了影視化而寫的,那小說本身可能就受影響。小說的好處是心理的描寫空間較多,其本身有其存在的價值。」

立場外的真相

而香港也不只得本格派的推理小說,如今年剛推出極短篇小說集《人間百詭》的子謙,則希望走上社會派系的路線。「在社會派系中,詭計或案件,其實只是一個窗口去了解社會。推理小說,可以讓讀者了解到一個地方真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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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謙希望寫出更多社會派的推理小說

自言《人間百詭》只是練習式挪用了許多經典的詭計,但因為篇幅較短,讓讀者未及思考就得到驚奇的效果。子謙覺得自己的更長篇的推理作品,應該是介入更多社會的觀察。「我覺得,那是一種尋找真相的精神。為什麼香港歷來沒有太多推理小說?那可能因為大家對真相並不熱中。在日本,找真相就是正義。不論你的身份背景如何,如果證據指出你是兇手,那就是真相。」

這種不問立場、只看證據的做法,看似合理,但在香港往往不是這回事。子謙認為這局部解釋香港為什麼不盛行推理小說,因為香港人往往沒有那種求知求真的精神。他以林子健事件為例,「當傳真社報道證據時,卻有許多人會因為立場,而覺得他們不該報道,因為那對建制有利。這就不是對真相的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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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謙的新作《人間百詭》,內有一百篇讓人驚奇的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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