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專欄: All Art is Propaganda - 明周文化

董啟章專欄: All Art is Propaganda

撰文: 董啟章

12 Ma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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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說到,在英國小說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筆下,蕭斯塔科維奇試圖以政治上的屈服,來保護音樂的純粹;也即是說,以政治人格的破產,來換取藝術人格的完整。問題是,藝術和政治真的可以分開嗎?二十世紀最着力主張兩者不可分割的,應該是喬治.歐威爾莫屬。歐威爾和蕭斯塔科維奇是同代人,只相差三歲,若不是前者早死,說不定兩人會出現某種交接。作為最早關注蘇聯高壓統治的西方知識分子,歐威爾肯定知道蕭斯塔科維奇。蕭斯塔科維奇有沒有聽過歐威爾,則不得而知。

“All Art is Propaganda”是歐威爾的口頭禪,在他的文章裏反覆出現。在著名篇章《Why I Write》中,歐威爾以招牌的坦誠態度,列舉了自己之所以從事寫作的四大動機:一、純粹自私(虛榮心和自我中心),二、審美熱情,三、確認歷史真相的衝動,四、廣義的政治目的。最後一項值得引述:「把世界往某方向推動的欲望,改變人們對值得追求的社會的想法。再說一遍,沒有書是完全免於政治傾向的。認為藝術跟政治無關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他非常簡潔地歸納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自一九三六年以後,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和希特勒上台,自己的寫作便一直以對抗極權主義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為職志。根據上述的宣言理解,歐威爾的最著名作品《動物農莊》(1945)和《一九八四》(1949)完全貫徹了他的政治信念。

我第一次接觸到《一九八四》,就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時候我剛考完中學會考,暑假期間逛書店,看見一本題目和當年年份相同的外國小說,在全無背景知識的情況下,純因好奇心的驅使買了回家。雖然小說預言的世界並沒有在一九八四年成為事實,但那惡夢一樣的情景,還是困擾着我小小的心靈。所謂極權國度,完全超出一個在自由社會成長的十幾歲少年的想像。最近往書架上搜尋,這本三十多年前的舊書居然還在。那是民國六十八年台灣桂冠圖書出版的中譯本,譯者是邱素慧,卷首有殷海光五十年代初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評介。《自由中國》當初的立場是反共的,後來卻觸怒了國民黨,惹來了封殺的命運,事件頗有「歐威爾式」(Orwellian)的恐怖。當然,這些我當年都不懂。之後讀了《動物農莊》,雖然也覺精彩,但震撼性卻遠遠不及《一九八四》。大學時期又讀了自傳性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記述作者早年流落社會下層的生活體驗。當時也是不懂,只覺得很悶,很瑣碎,完全沒有《一九八四》的力量,頗為失望。也許是因為這個落差,加上後來自以為有了點文學修養,嫌歐威爾的小說欠缺藝術性,便魯莽地斷定這個作家可以close file了。

之前因為寫了關於蕭斯塔科維奇的文章,很自然地想起了歐威爾,便把書架上一直頗為扎眼但卻一直不屑閱讀的歐威爾文集《All Art is Propaganda》拿了下來。裏面收錄了歐威爾一九四零至四九年的評論文章,當中大部分是書評。作為文學評論人,判斷座標依然是政治,但對語言的運用也格外敏銳。歐威爾站在被壓迫者的一方,立場很容易跟左派混淆,但他同時是個特立獨行的人,不但跟左翼陣營保持距離,甚至擺明車馬要跟對方的教條主義過不去。在他的眼中,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邪惡。他親眼目睹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如何為了遵從蘇聯的領導,不惜謊話連篇、顛倒是非,甚至出賣和背叛真正的革命力量。對歐威爾來說,一切意識形態都是可疑的,必然會腐化藝術家的人格完整。

歐威爾所說的「一切藝術都是宣傳」,原意並非藝術應該服務政治,要不就跟極權主義沒有分別了。他想說的是,藝術無可避免展現出創作者的世界觀,而世界觀必然是政治性的。所以,他批判狄更斯的中產階級道德觀和保守立場,批判史威夫特對人類社會有破壞無建設的惡毒攻擊,但是,在一輪猛烈和精準的轟炸之後,在硝煙瀰漫之中卻冒出了頌揚的旗幟──雖然如此,狄更斯和史威夫特依然是他心目中最優秀的英語作家。

歐威爾的文學批評除了具體入微、拳拳到肉,全無離地的理論和僵化的意識型態,也帶給讀者意料之外的驚奇和困惑。堅持和平民大眾站在一起的歐威爾,最喜愛的當代作家卻是喬伊斯、艾略特、羅倫斯等,也即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羣所謂「高等現代主義者」,縱使前者是純粹藝術的代表,中者是反動派天主教徒,後者是逃避現代文明的空想家。對於緊隨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正宗左翼文學,如年輕時期的詩人奧登,他卻嗤之以鼻。在歐洲戰雲密布之時,歐威爾竟然讚揚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說他逃避現實的「沉默主義」(quietism)是當下政局的唯一文學可能。到了戰後,特別是在寫作《一九八四》之時,他又宣告藝術家雖然不能迴避政治,甚至必須參與政治,但也同時要把自己的創作從政治抽離。換句話說,他必須把自己分成兩半。在完全政治化的時代,人格分裂是真誠的藝術家無可逃脫的命運。這不就是巴恩斯筆下的蕭斯塔科維奇的命運嗎?

然而,我們沒有充分理由假設,如果歐威爾和蕭斯塔科維奇有機會相遇,兩人會惺惺相惜。至少,應該不會出現你緊握着我手,我拍拍你肩頭這樣的場面。同情者與受苦者的最大距離,是世界觀的不同。藝術能否超越政治,雖非絕對的否定,但也不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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